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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3月新增社会融资5.16万亿元 大幅超出市场3.14万亿元的预期

3月新增社融5.16万亿元、大幅超出市场3.14万亿元的预期。分项看,新增社融可谓“全面开花”,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、票据融资以及企业债发行的扩容尤为明显。3月社融放量,显示政策对疫后纾困及稳增长的力度加大。除针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纾困之外,最明确的短期政策着力点可能是以新型城市化为着力点的基建投资

3月新增社融5.16万亿元、大幅超出市场3.14万亿元的预期。分项看,新增社融可谓“全面开花”,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、票据融资以及企业债发行的扩容尤为明显。3月社融放量,显示政策对疫后纾困及稳增长的力度加大。

3月社融同比增速从2月的10.7%明显加快至11.5%,季节调整后月环比折年增速从2月的11.4%跳升至17.7%。同时,假定央行外汇占款规模大体持平,我们估计3月“准M2”[1]同比增速也可能从2月的10.1%上升至10.8%。

具体看,

►  3月新增社融5.16万亿元,大幅高于同口径下去年3月2.96万亿元的新增额。分项来看,3月信托贷款、委托贷款与银行未贴现承兑汇票等“非标”资产合计余额环比上升2,208亿元,比去年三月多增1,400亿元左右。同时,随着政策加大对(包括城投在内的)企业债融资支持力度,3月企业债净融资9,953亿元,为去年同期近三倍。此外,3月政府债净发行6,363亿元,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的3,412亿元(部分得益于计入2月底发行但3月托管的1,900亿政府债券)[2]。

►  新增社融中,3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2.85万亿元,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1.8万亿元以及去年同期的1.69万亿元,推动3月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从2月的12.1%明显上升至12.7%。具体看,新增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中长期贷款跳升至9,643亿元,明显高于去年3月的6,573亿元。同时,随着3月经济活动逐步恢复、且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力度明显上升,3月新增短期贷款与票据融资总额跳升至1.6万亿元,比去年近乎翻倍。此外,虽然3月地产交易同比仍明显下降,但房贷发放回升至4,738亿元、高于去年3月。这一变化可能显示相关政策更为积极、积压房贷申请放款加快。

►  3月M2同比增速从2月的8.8%跳升至10.1%,高于市场预期的8.8%。经季节性调整后,3月M2月环比(非年化)增速从2月的0.9%升至1.5%。3月财政存款下降7,353亿元,降幅略高于去年、边际提振M2。由此,3月财政存款同比增长从2月的-8.3%进一步放缓至-10.7%。3月M1同比增速从2月的4.8%微升至5.0%,季调月环比增速从2月的6.0%回落至1.5%。

社融放量显示政策3月以来明确加大了疫后纾困及稳增长的力度。除针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纾困之外,最明确的短期政策着力点可能是以新型城市化为着力点的基建投资。

3月新增社融数据显示,政策更加积极转向稳增长,表现为政府债、企业债(含城投)、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均明显多增;同时,房贷和中小企业融资的恢复速度也快于预期。如我们近期报告中的分析,3月27日政治局会议纪要显示在全球疫情升级的背景下,政府对外需及总需求走向的判断更为谨慎[3]。从稳需求的政策选择来看,除了对中小企业及家庭现金流的纾困政策之外,短期内提振基建增长可能是“必选项”。我们认为,本轮基建融资和投资会向符合新型城镇化长期规划的发展方向倾斜,其中包括“新基建”和对传统基建的升级。同时,政府主导投资还将侧重于支持中长期消费需求的基建领域。此外,有序释放长期受约束的大城市汽车及地产相关需求,可能是稳定增长和稳就业的一个较优政策选项。往前看,随着海外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[4],我们预计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将有进一步的纾困及稳增长举措,尤其围绕着中小企业纾困、新型城市化和消费升级相关的政府主导投资、以及加快释放消费需求等领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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